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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于轼经济成功和进步在于扩大自由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10:15 阅读: 来源:激光喷码机厂家

茅于轼:经济成功和进步在于扩大自由

茅于轼(资料图)  他始终用平实的语言说着深刻的道理,以望九之年,依然奔波在国内外各种学术舞台前沿,登台演讲,调查研究,写论文,开讲座,甚至成为活跃的博客写手,有着上百万粉丝的微博每天更新,并乐此不疲。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。他在退休后做了3件事: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,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,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。6月2日,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的亚洲—全球对话深圳分论坛期间,茅于轼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采访。  市场不能解决的要靠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来解决  深圳特区报: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,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并继续坚持?  茅于轼: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,主要是由于自由的扩大。过去的农民不可以进城打工,只能靠种地维持生活。那时对农民而言,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吃饱肚子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,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,产量上去了,成本降低了。粮食吃不完,连年出口。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、更好。从此大批农民进城,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是80后、90后,在知识和权利意识上都有了极大提高。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。其次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,30年前只有国有经济,而且普遍亏损,当时被政府作为负担抛售,形成一轮国企的改革。但现在的不少国企靠着垄断地位,在金融、石油、电力等领域赚取高额利润,构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,民营经济发展由此变得非常困难。  如果说3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自由的扩大,这个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,自由的后面是平等,平等的结果是自由,而中国经济需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,那就是进一步扩大自由,取消特权,消除不平等的竞争,消除不自由的选择。  深圳特区报: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,好像又走到了十字路口,遇到一些障碍,如今上下改革的呼声很高,您觉得该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?  茅于轼:从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看,各国尝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。结果是18世纪所开创的市场制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。全世界纷纷走上市场制度的道路,并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功。其中尤以中国的事实为最有力的证明。  市场制度是最成功的,但它远不是十全十美,完美无缺的。它会引发经济周期,有盛有衰,特别是它本身会制造收入的不公平,穷的穷,富的富。因为在市场中钱可以生钱,有钱的人越来越富。市场制造了财富积累的正反馈,也就是常说的马太效应。我过去说过市场有许多优点,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,就是产生贫富不均。这个毛病是市场造成的,因此靠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,必须靠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它。一般就是靠政府来纠正它。也就是说,市场不能解决的东西,要靠政治制度安排来解决,比如财产的保护,人身的保护,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营造,市场经济可以解决财富生产问题,但解决不了分配问题,这要靠政府和其他非政府力量来解决。此外,环境恶化危机也不是市场经济所能解决的,同样要靠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。  让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流动  深圳特区报: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其流动性,您如何理解流动性对社会进步的作用?  茅于轼:社会的开放包括流动性,流动性是自由选择的权利,过去没有,现在可以,选择机会更多;中国对出身的歧视,现在也没有了。  30多年前的政治目标是平反昭雪,是拨乱反正,形成很大的凝聚力,也成为改革的共识。那个时候,那些待业在家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做个体户成为万元户,社会有较好的垂直流动性,可是30多年后,许多大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,一些人不能从低收入走到高收入。出现了一些既得利益者,他们为了固化自己的利益,致使流动性减少,妨碍自由平等的实现。比方在某些垄断行业,只有与它有特别关系的人才能进入该行业,其他人无法染指,员工都是自己的人。所以中国要努力进行制度创新,塑造垂直流动性,让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流动,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。需要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,这会对社会的开放性、流动性有所帮助。  深圳特区报:有人说,30多年的改革走到现在,一些容易的都改革了,现在剩下的改革都是一些难点,因此改革更难?  茅于轼:其实不应该这样理解。现在的许多问题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,都很难,比如垂直流动性问题,过去并没有形成利益集团,现在有了它,其他的机会就少了,垄断利益集团的出现,使改革出现了新的障碍,产生了大量的特权,减少了财富的创造力。改革是错综复杂的,必须要有一轮新的思想解放才能解决这些新问题。  深圳特区报:有人说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负面影响很大,您如何看?  茅于轼:其实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,正是中国改革的好机会,出口减少某种意义上是好事,应该增加进口,制造逆差,可以增加内需,提高消费,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。内需不足必定消费不足,现在居民分配占GDP比重太低,只有居民手里有了钱,消费才会拉动起来。  提振经济,现在不能采取老办法,不能靠扩大投入,不能靠发钞票,搞项目,而是要靠控制成本,减少浪费,打破垄断。要开放金融市场,充分发挥资本的效率,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。如果资金不能优化配置,那资金的浪费就不可小看的,要推动利率市场化,使资金效率最大化,同样是创造财富。温州的金融改革,关键就在提高金融效率。根本问题就是要让民营资本进入,他用自己的钱,他自己来干,不是交给谁来干。 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,民营经济应该找到自己的机会  深圳特区报:您一贯主张金融市场开放,也身体力行创办了小额贷款公司。您所推行的小额贷款公司现在运转如何?在金融改革中有什么启示作用?  茅于轼:我特别希望中国开放金融业。中国的金融业实在令人担忧,它没有能力把低利息的钱调动变成高利息,所以存款只能享受低利率,有时比不上通货膨胀,而民营企业家却很需要钱。中国的金融业变成一个非常缺乏效率的行业,造成房地产的泡沫,造成民营企业筹资困难,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,很多就业的机会丢掉了。这么糟糕的金融业不能把钱合理配制给各个行业,各个企业,国家生产力大大损失掉了。  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做了很多年了,1993年,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山西龙水头村小额贷款项目,基金有两种用途:“扶贫基金”用于治病、治伤及求学,可贷款一年,不收利息,期满只需还本金;“付息基金”用于生产,如买化肥、经商、出门打工等,要收利息。不多的贷款解决了当地农民的诸多困难,如今这个项目又在成都大邑推广,我们主要是筹措资金,负责培训,最高可以贷款3万元。其中关键的就是要与当地百姓结合,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,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我们可以控制风险,这个项目不是以赢利为目的,而是探索一种新的模式。  深圳特区报:这种方式是发挥民间资本作用的一种新方式,可民间借贷也很容易被人误认为非法集资,出现了像吴英这样的个案,您怎么看待它?  茅于轼: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,如果有,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,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,这是最典型的犯法,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。我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,是扶贫的慈善性的机构,本来我用自己的钱,朋友捐赠的钱,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,后来我就吸收存款,在当地农村向村民吸收存款,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。吴英的案子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关注,也是因为对这个罪名的理解有看法。  深圳特区报:民营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,最近人们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“玻璃门”和“弹簧门”的说法,国家在2010就出台了“新36条”扶植民营经济,最近六大部委也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铁路、电信等行业,但是效果不明显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如何打破“玻璃门”和“弹簧门”?  茅于轼:其实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。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。利益集团、垄断行业更不用说,投资机会被垄断,效率低下,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,凭着垄断地位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垄断利益。因此,关键还是要打破垄断,公开竞争,自由选择,营造开放宽松的环境。 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在很多障碍下的发展,要想完全焕发他们的活力,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,就像“新36条”,为什么落实有难度,这其中大多是政策、市场环境的问题。民营企业是在与软约束竞争。在法律上国企和民企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文,在法律的执行上,对国企和民企也不一样。民营企业在市场进入上有许多限制。政策规定私企不得参与稀缺资源的生产;不得从事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行业的活动;不得参与可能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的活动。此外,民营企业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获得投资或银行贷款。  现在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,民营经济应该找到自己的机会。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从价格入手,价格是决定人行为的一个信号,价格不动,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动的,这个价格包括人民币汇率,包括很多的税率,比如资源税。因此特别要开放经济市场,这样才有可能把结构调过来。  深圳特区报:珠三角民营经济大都是制造业,如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急切的问题,您对此有何建议?  茅于轼:从过去30年看,我们的制造业应该是很成功的,现在遇到外部环境,融资难题等,对制造业的有些看法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不应过分悲观。世界市场很大,过去我们主要是欧美市场,现在可以转向非洲、中东、东南亚等地区。转型是必然结果,同时要注重营造品牌,建议那些利润薄甚至亏损又没有多少发展前景的企业尽快转型,有条件的要注重向金融物流发展,重视向服务业、虚拟经济发展。  深圳特区报:这两年大家对房地产意见很多,而国家也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调控,并取得初步效果。有人认为,一二线城市新房的空置率并没有那么高,另外,政府加大了保障房的建设,对此,您有什么看法?  茅于轼:我最近走了几个城市,新房的空置率依然很高,这几年,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,但是反反复复,效果总是不明显,人们总是担心政策调控还没有完,价格又上去了。只要房地产成了一个投机市场,国家如果不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,这个泡沫最终总会破灭。我认为,可以用税收的办法来调控,对空置一年的新房征税,让房地产不再成为投机市场,这样或许能解决泡沫问题。但同时要开放其他市场,让人们有更多投资的渠道。对于保障房或者廉租房,我以前也说过许多,政府可以少建廉租房,即使建,标准也可以低一点,提供最低保障,最好的办法是把钱用在最困难的人群,我主张给货币补贴。其实也不光是住房的问题,所有的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,都不应该用价格补贴,应该用收入补贴,发挥市场这个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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